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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城市历代历史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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邾文公

    邾文公(前?一前614年),名籧篨(qu  chu)。以德政著称,是邾国比较有作为的国君之一。在位时间长达52年之久。
    据《左传》记载,鲁文公十三年(公元前614年),“邾文公卜迁于绎。”将邾国迁都于峄山之阳,是邾文公顺乎民心之举,也是他的主要功绩之一。邾文公所处的时代,正是我国历史上奴隶制衰败的时期,是封建制确立的前夜。当时,大国争霸,战争频繁。势力单薄的邾国夹在齐、楚、宋,鲁之间,经常受战争威胁,尤其受鲁国的威胁更大,随时都有覆灭的危险。为了应付这种局面,邾文公曾与宋、酆等国结盟,共同对抗大国侵犯。为雪耻复仇,鲁僖公二十三年,邾国出师伐鲁,战于升陉。鲁国鄙视邾国,不设武备而御之,结果大败。邾国兵士获得鲁僖公的头盔,悬于城门之上,大灭了鲁国的威风。
    邾文公晚年,健康状况欠佳,但迁都也成为邾国存亡攸关的大事。邾人非常担心邾文公的身体,认为“迁都利于民而不利于君”。文公听后对大臣们说:老百姓需要有国君,是让国君为民谋利益的,老百姓既然有利,我也有一份了,至于我的生命如何?这是天意,民既然有利,就应该去办。于是邾文公毅然将国都由邾瑕(今济宁市南5公里处)迁至峄山之阳。迁都后不久,文公病死。
    峄山之阳地理形势优越,易于防守;周围河流纵横,适于农业生产的发展。文公定都后,减轻了战乱威胁,邾国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邾国定都峄山之阳,也奠定了邹县古代行政区划的基础。后人颂扬邾文公迁都功绩,留下了不少诗篇,并建了邾文公祠(今已圮),以供后人奉祀。

孟 母
 

  孟子母仉氏(前?一前317年),战国时人,以教子有方著称。后人把她与徐母(徐庶母)、欧母(欧阳询母)列为做母亲的典范,号称“贤良三母”。


    据文献记载,孟子三岁时父亲去世,靠母亲教养长大成人。起初,他家居邹县城北的马鞍山下(今名凫村,现属曲阜市),附近是一片墓地,幼小的孟子便经常学着埋坟头,哭丧,有时抢人家的供果吃。孟母认为住在这里不利于教养孩子,就把家搬到了邹县城西庙户营。新居与市场为邻,市场上,行商客贾,拍卖喧啸,还有江湖骗子瞒哄欺人。孟子受环境的影响,又去模仿商人的样子,有时学着骗人。孟母认为这样的环境对孩子成长也不利,又把家迁到学宫之旁。邻居的孩子都去上学。孟子嚷着也要去,孟母答应了孟子的请求。开始孟子对学习很有兴趣,时间一长就厌烦了,经常背着母亲不去读书。母亲听说后非常生气。一天,孟母正在织布,看到儿子逃学回来,拿起刀子当着孟子的面把织布机上的经线割断,并说:我织布供你读书很不容易,这织布机上的布是一丝一线织起来的,现在割断了就无法织成。学问也是点点滴滴积累起来的,你学习和我织布是一样的道理,经常逃学怎么能成为有用之才呢?经过孟母断机以教,孟子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和启发,从此他旦夕勤学,终于成为我国历史上的儒学大师。


    为纪念孟母教子之德,后人在其故里建起了“断机堂”(今已圮)。元代延祐三年(1316年),仁宗皇帝又追封孟母为“邾国宣献夫人”,以示褒扬。

 

孟 子
 

 

  孟子(前372~前289年),名轲,字子舆,一说字子车。中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儒家学派的重要代表。战国时期邹国人,出生在邹国(今山东省邹城市)马鞍山下的凫村(今属曲阜市)。
    孟子是鲁国公族孟孙氏的后裔,约在其祖辈时迁于邹。三岁,其父孟孙激去世,全赖其母仉氏教养。史书记有孟母三迁教子、断机喻学的佳话。孟子从小立志学儒习礼,“设俎豆,揖让进退”。15岁左右,他怀着对孔子的仰慕之情,赴鲁求学,“受业于子思(孔子之孙孔伋)之门人”,上承孔子、子思之学。
    孟子近40岁时,学成后居邹为士,收徒讲学,门生中仅著称者就有18人,公孙丑,万章等都是他的高足弟子。当时诸侯混战、七雄争霸,孟子便又怀着实行“仁政”治国的政治抱负,游说诸侯:孟子约在44岁(公元前329年)时,率领弟子,首次出游齐国;50岁(公元前323年)时游滕,次年回邹;不久,又“由邹之任”,拜访了代理任国国政的季子(季任);随后由任至梁(魏)见梁惠王;55岁(公元前318年)时,由梁自范再次适齐。据史载,孟子游说诸侯名气很大,“凡出行,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他曾在二次游说齐国期间为其客卿数年,并在齐国稷下学宫讲学。但由于当时“天下方务于合纵连横,以攻伐为贤”,因而,对其“行仁政而王天下”的政治主张,“(齐)宣王不能用”,“梁惠王不果其言”,其他各国也都未采纳。
    到公元前308年,孟子已年高65岁,其政治思想仍无法实现,只好停止其20多年的游说生涯,象孔子晚年那样,退居邹国,从事教学与著述。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言,作《盂子》七篇,以诏来世”。
    孟子的思想集中反应在《孟子》一书中。“施仁政,行王道”是其政治思想的中心内容。他主张“以德服人”,反对暴力治国,认为只有用“德”才能使人“心悦诚服”。“重民轻君”是其仁政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把人民放在第一位。在哲学上,孟子是一个性善论和唯心主义者,继承孔子的天命论,把人分为“先知先觉”和“后知后觉”,要求人们依“天命”行事,并提出“五百年必有王者兴”这一唯心史观。
    在教育思想上,孟子非常重视培养贤才,认为“以天下与人易,为天下得人难”,“尊贤使能,俊杰在位”是国家富强的根本,“不信仁贤,则国空虚”,“得天下英才而教之”是最快乐的事。
    孟子去世后,被安葬在邹国境内(今邹城市城东北约12公里)的四基山西麓。因其去世于冬至之日,邹人自此“废贺冬之礼,遂成俗”。
    宋代以后,封建帝王不断赐于孟子封号:北宋神宗元丰六年(1083年),孟子被追封为“邹国公”;元文宗至顺二年(1331年),加封孟子为“邹国亚圣公”;明嘉靖九年(1530年),孟子被尊封为仅次于“至圣”孔子的“亚圣”。同时,还建造了占地60余亩的盂庙,岁时祭祀。

韦 贤
 

    韦贤(前148--前60年),字长孺。祖籍彭州(今江苏省徐州市),至高祖父韦孟时迁居邹县。韦贤笃志于学,精通《礼记》、《尚书》等经典,尤长于诗赋,世称“邹鲁大儒”。
    汉武帝时期,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意见,设立五经博士,极力推尊儒学,韦贤则以经书致仕。西汉时期,经学派别林立,学术气氛日浓。《易经》有高氏学、京氏学之分,《尚书》则有欧阳氏学与大小夏侯氏学之别。鲁地申公以治《诗》见长,传至瑕丘(今兖州县)江公,徒众最盛。江公为韦贤的老师,贤继承申公、江公的研究成果,又有新的阐释,对《诗经》的研究又向前推进一步,形成自已的特色,史称韦氏学。韦氏学派的代表人物韦贤父子均显达于当世,受到皇帝的重用,成为“父子丞相”。
    韦贤曾任光禄大夫、大司马车骑将军、长信少府等职。汉昭帝继位,韦贤曾为皇帝讲授诗篇,昭帝赐封他为光大夫詹事,元凤五年(公元前76年),升迁至大鸿胪。汉昭帝死后,宣帝即位,因韦贤曾为先帝授诗,特别受到宣帝的尊重,赐爵关内侯。本始三年(公元前71年),丞相蔡义死,韦贤即丞相位,封为扶阳侯,食邑七百户。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韦贤以年老多病为由,辞掉丞相职位,告老还乡,汉宣帝赐给黄金百斤。韦贤死后,谥号为节侯。
    韦贤有子四人。长子韦方山曾为高寝令,早丧;次子韦弘,官至东海太守;三子韦舜曾留守邹县为父亲守坟;小儿子韦玄成继承父业,专注于经学,是为韦氏学的重要代表,并以才学超群受到皇帝的重用,位至丞相。因此,邹县有谚语说:“遗子黄金满籝,不如教子一经”。
    韦贤死后,安葬在他的故乡(今邹城市西韦水库东岸),解放前夕,其坟墓尚可辨认,今已夷为平地。

韦玄成
 

    韦玄成(前?一前36年),字少翁,为西汉丞相韦贤第四子。
    韦玄成年少时,聪敏活泼,勤奋好学,酷爱学业。如果外出,途中遇见知识渊博者,玄成总是邀之同行,尊为师表,用车载送,并趁机求取学问,探讨国事。其父在任时,玄成受赐为郎,常随武官骑射。玄成虽为相府子弟,出身显贵家庭,但在社会交往中,尤其注意平等待人,不拘门第。对出身贫贱者也毫不轻慢,对学识渊博者更是以礼相待,于是,他的声誉越传越广,深得人们的称赞。
    韦玄成智力过人,才学出众,他曾以明经擢为谏议大夫,后又提升为大河都尉,并先后出任淮阳中尉、太常少府、太子太傅、御史大夫等职。汉宣帝之时,玄成曾受诏与当朝重臣萧望之及五经诸儒至石渠阁,杂论异同,阐发诗意,得到皇帝的赏识。汉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其父韦贤死,玄成痛苦欲绝,决意将世袭爵位让于兄。皇帝及文武官员高其气节,拜玄成为河南太守。汉元帝永光二年(前42年),替代于定国为丞相。
    韦玄成为相之始,国力衰竭,频繁的祭祀活动更加剧国家财力紧张。面对京室及郡国设置的数百座祖庙、陵寝,陵园,韦玄成及御史大夫郑弘等70余人上书,建议减少祭祀活动,把设在郡治国治的宗庙停止修缮,停止奉祀,只保留京室的祖庙供皇帝祭祀。建议被皇帝采纳,先后裁罢昭灵后、武哀王、昭哀后、卫思后、戾太子、戾后园及郡国宗庙一百余处。“皆不奉祠”,节约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由此而确立了祭太祖之庙、祭近亲四庙的祭祀制度,国力不支的状况开始扭转。
    韦玄成为相七年,虽守正持重不如其父,而文采过之。他嗜好诗赋,精通《诗经》,尤擅长于吟咏四言诗,他与父亲韦贤同是《诗经》韦氏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名噪当世。据《汉书本传》、《旧唐书·经籍志》等书记载,韦玄成著有《自劾》一书,《韦玄成文集》二卷,《戒示子孙》诗二首流传于后世。《中国文学家大词典》一书将韦玄成置于中国文学家之列,他是邹县历史上比较有建树的文学家之一。

 
龚 遂
 

    龚遂(生卒不详),字少卿,为山阳郡南平阳县(今邹城市平阳寺)人,以明经为昌邑王郎中令。昌邑王刘贺多有不正,而龚遂为人忠厚,刚正不阿,屡屡劝谏,刘贺不但不听,反而“掩耳起走”,并对人说:“郎中令最善于羞辱人了”。因而,国中僚属都惧怕刘贺,不敢轻易劝谏。汉昭帝驾崩,因无子,立昌邑王刘贺为天子。国丧期间,刘贺不履行帝王之责,无哀伤之容,却“日益骄溢,谏之不复听”,且“日与近臣饮食作乐,斗虎豹,召皮轩,车九流,驱驰东西,所为悖道”,龚遂力谏而无效。刘贺即位二十七日,终因荒淫无道而被废,另立刘询为帝,即天子位,是为宣帝。刘贺被废后,原有昌邑王府群臣二百余人受诛,唯龚遂与中尉王阳因屡谏未堕其流而免死,只以髡发示众处置。
    数年以后,渤海(今河北仓县东)郡及其附近地区发生灾荒,农民起义并起,皇室多次派兵镇压而不能平息。于是,宣帝亲自选拔能治之才。丞相、御史均举荐龚遂,遂当时已七十多岁,身体短小,相貌平庸。宣帝召见时顿生轻蔑之意,但龚遂陈述有力,诸多良策,正中皇帝心思,皇帝听后非常高兴。欣然采纳他“唯缓之,然后可治”以及安抚教化的主张,并启用他为渤海太守,加赐黄金,赠遣书籍。龚遂赴任至郡境,灾民便发兵相迎,致使不得入境。于是遂以文书布告吏民。并命令解除镇压农民起义的官吏,规劝起义者归田。布告发出后,官民对峙局面迅速缓和。龚遂不带兵卒,单车独行赴任,郡中翕然。龚遂开仓廪,济贫民,选良吏,施教化,劝农桑。农民起义队伍看到龚遂的安抚教令,纷纷解散归田,民得以安居乐业。数年,渤海郡出现了一派升平殷富景象,诉讼案件大为减少。因遂政绩显著,拜水衡都尉,管理上林禁苑,皇帝愈加器重,后卒于官。
    为记述龚遂的事迹,《汉书》专为其立传。并将其置于西汉循吏之列。

 

匡 衡
 

 匡衡(生卒不详),字稚圭,西汉经学家,祖籍东海丞邑(今苍山县兰陵镇)。至匡衡时,始迁居于驺县羊下村。
    匡衡出身于农家,家境贫穷,但他自幼好学,不为家贫所误。匡衡年少时,经常给人家当短工而不取报酬,只是以借主人的书看作为交换条件。他的邻居比较富裕,为了学习,匡衡便将墙壁掏个洞,“偷”来邻居家的灯光读书,这就是脍炙人口的“凿壁偷光”的故事。
    匡衡聪颖好学,精通《诗经》,尤其喜欢探讨诗句的含义。众儒生曾编出顺口溜,说匡衡“无说诗,匡鼎来。匡说诗,解人颐”。当时,大文人萧望之,梁贺曾与匡衡对诗,匡衡谈吐有据,言语深美,深得萧、梁二人的赏识。于是,萧望之亲自上奏折,请求皇帝任用。
    起初,匡衡应试射策甲科。按当时规定,岁课甲科为郎中,乙科为太子舍人,景科(即丙科)为文学掌故。由于匡衡投射甲科之策时“所对文指不应时令”,不符合命题主旨,故未中甲科,只是以景科身份为文学掌故,调补平原文学。因为匡衡政绩卓著,学识渊博,学者多有上书,认为他“经明不凡,当世少双”。长安令杨兴与乐陵侯史高更称他“才智有余,经学绝伦”,如果能“贡之朝廷,必为国器”。史高先辟匡衡为议曹史,后又向汉元帝推荐。皇帝对匡衡的才学早有所闻,因赐他为郎中,又迁博士、给事中。匡衡曾先后出任光禄大夫、太子少傅、光禄勋、御史大夫等职。汉元帝还曾让匡衡居于殿中为师,为朝内官员讲授诗赋,不少县官也前往旁听。建昭三年(前36年),丞相韦玄成病死,匡衡代之为相,赐封乐安侯。
    在治国安民问题上,匡衡极力主张“礼让为国”,并主张首先从君臣做起,如不然,则“朝有变色之言,则下有争斗之患;上有自专之士,则下有不让之人;上有克胜之佐,则下有伤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则下有盗窃之民”。要做到“民不争”、“下不暴”、“众相爱”,必须整顿吏治,使“公卿大夫相与循礼恭让”。他还提出“减宫室之度,省靡丽之饰,考制度,修内外,近忠正,远巧佞,放郑、卫,进雅、送,举异才,开直言,任温良之人,退苛薄之吏”等政治主张,这对医治千疮百孔的腐败政治无疑起到了一定的进步作用。
    汉元帝死,汉成帝即位。匡衡上书建议:“戒妃匹,劝经学,学威仪之则”。皇帝欣然采纳了他的意见。建始四年(前29年),因奏佞臣中书令石显之事未成,请求谢职。汉成帝屡安抚,并赐以美酒、肥牛。翌年,匡衡封地乐安侯国与当地临淮郡发生土地争端,有人告发匡衡封邑多占土地四百顷,又因儿子匡昌醉后杀人,被捕入狱,匡昌的弟弟结伙劫狱营救。诸事并发,匡衡惶惶不安,免冠待罪。后免官为民,病死家中。

张 俭
 

    张俭(115一198年),字元节,为东汉名士,邹县人。他出身于仕宦之家,其先祖张耳曾因有功于西汉王朝的建立而被汉高帝封为赵王。父亲张成官至江夏太守,颇具政绩。
    张俭青年时期即被举为茂才(即秀才,为避光武帝刘秀之讳称茂才),官府征辟他为官,则以病为由辞谢不就。延熹八年(165年),张俭任职山阳郡东部督邮,辅佐郡守督察纠举违法之事,履行诉讼捕亡之职。当时,大宦官侯览的家就在他督察的辖区之内。侯览依仗权势,大势聚敛,强占民田,残害百姓,侯览的母亲亦恃势妄为,称霸乡里。职低位卑的张俭不畏权势,毅然投书朝廷,揭发侯览侵吞民田,暴虐不法的罪行,请求诛杀问罪。张俭前两次的书信均被侯览同党扣押,最后一次上书竞落到被告之手,因此,两相结仇愈深。张俭一不做,二不休,他又亲自带领属下抄没了侯览的资产,给侯氏家族以沉重的打击。张俭敢于抗暴的举动感动了受害的百姓,他的事迹被人们广为传颂,士大夫阶层的不少人也纷纷来到他的门下,并予大力推崇,张俭遂“知名天下”。
    侯览与张俭结仇后,终日耿耿于怀,但没有机会报复。后遇“素性佞邪”的朱并。于是,唆使朱并上告张俭,诬称张俭等人聚众造反,图谋社稷,“共为部党”,并指名张俭“为之魁”。汉灵帝不予明察,下诏捉拿“党人”,此案中,百余人被杀,六、七百人遭“禁锢”,这就是东汉末年的第二次“党锢”之祸。作为“党魁”的张俭闻讯潜逃,凡他逃遁的地方,人们“莫不重其名行”,冒着抄家灭族的危险“破家相容”,加以收留,因庇护张俭而受牵连的有10余家。后在东莱人李笃的掩护下逃往塞外。
    东汉中平元年(184年),“党锢”解除,“党人”一律赦免,张俭返回故里。朝中三公及大将军均征辟他人宫,请他出山,他总是辞官不就。建安初年,不得已而被征拜为卫尉。汉献帝初年,旱蝗灾害接连发生,百姓饥荒尤甚,张俭倾竭家产,赈济邑之难民,。赖其存者以百数”。张俭为官刚正不阿,同情民间疾苦,深受人们的拥戴,成为一代名士。为追念他的功绩,《后汉书》专为他立有传记,记述他的事绩。

刘 表
 

    刘表(142--208年),字景升,山阳郡高平县(今邹城市西南部)人。
    刘表为鲁恭王刘余的后代,身材魁梧,相貌堂堂,力强过人。他博识多闻,遇事擅执中庸,通晓事理。汉灵帝时期,外戚宦官专权,张俭联合本郡仕人及门生故吏,议论之,讨伐之,并把矛头直指以侯览为代表的宦官集团。刘表与张俭、陈翔、范滂、孔昱,范康、檀敷、岑    等同是斗争的倡导者,被誉为“八颀”,号称“江夏八俊”。建宁二年(169年),皇室对参与斗争的“党人”大逮捕,杀掉百余人,禁锢六、七百人,刘表闻讯潜逃,免于”党禁”之害。灵帝末年,黄巾起义爆发,党禁解除,刘表出任大将军何进手下的掾属,汉献帝初平元年(190年),诏为荆州刺史。刘表在当地豪强大族的支持下,占据今湖北、湖南一带。他采纳蒯越“理平者先仁义,理乱者先权谋,兵不在多,贵乎得人”的建议,先后收降了江夏张虎,襄阳陈坐等兵众,杀掉不听劝降者,使其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继而又打败孙坚和袁权的联合进攻,使其势力扩大到桂阳、揭阳一带,形成“南接五岭,北据汉川,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的局面,成为不可忽视的一大割据势力。李jue等人入长安,刘表派使者前往京师奉贡,李jue以刘表为镇南将军、荆州牧,封成武侯,并借予符节,号令军民。刘表据荆州10余个春秋,由于他招诱有方,威德并施,奸滑之徒为其所用,北方学士归者如流,不少平民百姓也前往避难。因此,在刘表割据的区域内,人们皆得“资全”,并出现了“起立学校,博求儒术”,人们安居乐业的升平景象。与北方战祸交迭,“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荒凉景象相比,刘表的割据区可谓是一片乐土。在免受战争灾害方面,刘是有着自身贡献的。但由于刘表面对群雄割据,持守中立,“坐观成败”,“欲收天运”,“从容自保”,终非长久之计,最终也不能自保。刘表死后,次子荆州牧刘琮出降曹操,长子刘琦归附刘备。

王 粲
 

    王粲(177-217年),字仲宣,东汉末年山阳郡高平(今邹城市西南部)人,出身于显贵家庭。
    王粲的曾祖父王龚为汉顺帝时太尉,“有高名于天下”,祖父王畅,名在八俊,位至司空,与李赝同称为“天下高士”,成为“党人”的领袖,受到官僚仕大夫的拥戴;其父王谦为大将军何进手下的长史,名位显达。
    王粲年少时博闻强记。有一天,他与人同行,路遇一碑,别人问他能否背诵这篇碑文,王粲看了一遍,当即背碑而诵,一字不差,随行的人无不惊叹。又一次,王粲看人家下围棋,不知叫谁给掀翻了,乱了棋局,王粲凭着自己的记忆,重新把棋局恢复。下棋的人不信他摆得对,用手帕把棋局盖上,另换一局让他恢复。摆好后,两相对照,一般模样,无有一棋错位,下棋的人不能不承认他恢复的棋局。二、三百个棋子的棋面能一目默识,确非常人能为,此事被时人传为佳话。汉献帝西迁,王粲也随之徙居长安,深得左中郎将蔡邕的赏识,当时,蔡邕才学卓著,朝内官员无不敬仰,宾客盈门。蔡邕听说王粲来到,慌忙出门,“倒屣迎之”。蔡对诸宾客说:“此王公孙也,有异才,吾不如也。”17岁时,王粲在荆州避难,依附刘表15年。因粲身体瘦小,相貌丑陋,刘表不予重用,后归曹操。刘表死后,其子刘琮接替父业当上了荆卅牧,王粲凭着与刘琮的故有关系,力劝刘琮归属曹军。结果,曹操没用一兵一卒,没动一刀一枪,便获取了荆州宝地。因王粲劝说刘琮有功,任职丞相掾,赐爵关内侯,迁军谋祭酒。曹丕建魏称帝,拜王粲为侍中。因其强记博闻,曹操每逢巡游外出或征伐,总喜欢邀王粲同行。曹丕、曹植也非常尊重王粲。建安二十二年(217年),王粲随军出征,途中病逝,终年41岁。曹丕亲率众文士为其送葬。
    王粲是建安文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与同时代的陈琳、徐干、阮禹、应yang、孔融、刘桢为“建安七子”,王粲为“七子之冠冕”,文学成就最高。他以诗赋见长,他写的诗赋锻字炼句,风格清丽,读后令人回味无穷。《初征》、《登楼赋》、《槐赋》、《七哀诗》等是王粲作品的精华,也是建安时代抒情小赋和诗的代表作。明代人辑录其作品,编就《王侍中文集》流传后世。

仲长统
 

    仲长统(180-220年),字公理,今邹城市西南部人。
    仲长统少年时便笃志学业,他博览群书,治学严谨。20岁时游学于青、徐、冀州之间。大凡与之交往者,无不仰慕其才华。他秉性洒脱,敢于直言,不拘小节,时人称他为“狂生”。他曾一度归附袁绍的外甥高干,因见高于有雄志而无雄才,好士而不善择人,断然离去。汉代尚书令荀或领典枢机院,好士爱奇,听说仲长统才学非俗,招之为尚书郎,后至曹操帐下参议军事。
    仲长统生活的年代,正是阶级矛盾日趋激化的时期。东汉朝廷腐败,贪官污吏横行,外戚宦官擅权,农民起义的浪潮此伏彼起。面对社会现实,在官僚知识分子阶层形成了一种舆论合流,史称“清议”,或谓清议者为“党人”。党人以针砭时弊,抨击外戚宦官为已任,对社会上的恶势力大加挞伐,仲长统便是“党人”领袖之一。仲长统等人的“刑名法术之学”虽然难以挽救东汉末年颓败的总趋势,但在打击腐败势力、抑制苛暴方面无疑起到了积极作用。
    仲长统反对宗教神学的“天道”,他认为“人事为本,天道为末”。他否认天命,认为天下乱世其主要原因是统治阶级的贪婪残暴所致。当政者“奔其私嗜,驰其邪欲,君臣宣淫,上下同恶”,及致于“熬天下之脂膏,斫生人之骨髓。恕毒无聊,祸乱并起”。仲长统主张,要让社会长期稳定,必须经常调整施政策略,“革易时弊”,整顿吏制,奖励耕织,严禁令,察苛暴,行赏罚。同时,他还主张“因时而治”、“宽猛相济”,只有这样,才能铲除乱世根源,保持社会的长期稳定。
    仲长统著书立说10余万言,34篇,收录在《昌言》一书中。尤其他提出的“宽猛相济”的治国主张,颇受后世政治家的推崇。他是邹县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政治理论家,在当时以及后世均有很大影响。

王叔和
 

  王熙(201-280年),字叔和,西晋高平(今邹城市西南部)人,后人习惯地呼其字而不呼其名,以示尊敬。
    王叔和出身贫寒,自幼便有宏图大志。他熟读经史,贯通古今,尤其酷爱医学,并取得了卓著的成就,后被擢升为太医令,主持朝内医政。
    王叔和任太医令之后,便着手整理古代的医学典籍。他发现张仲景所著的《伤寒杂病》一书内容庞杂,眉目不清,况经辗转传抄,多有讹误、遗漏,不利于涉猎。他便校对、增补、编次,将其析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书。前书着重伤寒诸症的病理分析,并提出疗法,确定医方;后书则是儿科、妇科等杂病的病理分析和医方的汇集。由于王叔和的辛勤劳动,使《伤寒杂病》这一名著得以流传。
    王叔和致力于医学事业,他研究方脉,并总结秦汉以来医家切脉的经验,著有《脉经》、《脉诀》、《脉赋》等书。《脉经》一书将脉的生理,病理变化和疾病的关系,归结为24种脉象,并作出详细的理论性叙述。王叔和非常注重医学实践,能够根据精微的脉理变化作出正确的疾病诊断。《脉经》一书还提出病有可发汁症和不可发汁症,可吐症和不可吐症,可疚症和不可疚症等,继承发展了张仲景的辩证论思想。王叔和总结的切脉方法为我国以后的中医诊断奠定了基础,为后世医学家所推崇。魏晋以前,我国采用的是“三部九候”切脉方法。王叔和根据自己的医学实践,创造性的提出“独取寸口”的新“三部九候”切脉法。这种方法,至今被我国临床诊断所采用,对我国医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王叔和是我国魏晋时期最著名的医学家。他的《脉经》一书先后传至日本、东南亚,十七世纪末传到欧洲,对世界医学界产生了一定影响。

唐 彬
 

    唐彬(235—294年),字儒宗,鲁国邹(今邹城市)人。
    唐彬出身官僚家庭,其父唐台曾任泰山邵守。幼年时期,唐彬便乐于弓马,喜于武功,好游猎,炼就一身武艺。他身体高大魁晤,疾走如飞,力强过人。然而,他从不逞强自翊,且具有经国大度,不拘小节,深受人们的爱戴。晚年敦悦经史,尤精通《易经》。随师受业,回家讲学,前往听讲的门徒总不下数百人。
起初,唐彬在本郡任门下掾小官,后被提升为本郡主簿。刺史王沈召集诸吏,议论伐吴之策,唐彬提出其良策,深得王沈赞赏.后迁为功曹,举孝廉,辟任为主簿。唐彬先后任邺县令、弋阳太守、监巴东诸军事、广武将军,又拜使持节、前将军、西戎校尉、雍州剌史等职。
    晋武帝曾屡次征求拒吴之策,唐彬陈述其谋略,“甚合帝意,倍受宠幸”。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唐彬与王浚共同伐吴,唐彬为众军前驱,因其善设疑兵,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吴帝孙皓将要投降,唐彬未至吴都建邺,便自称有病,以防入吴有争功之嫌.果然,先入吴都的将领争掠财物,后至者争功,唯唐彬有识,深得皇帝赞誉,征拜翊军校尉,改封上庸县侯,食邑之千户,赐绢之千匹。后来朝中有事,多请唐彬参议。
    西晋立国后,北方鲜卑族不断侵扰边境,给西晋带来极大威胁。为使北境不受侵扰,由唐彬为使持节、监幽州诸军事,领护乌丸校尉、右将军,平定侵犯。唐彬赴任后,一边整肃军纪,一边训练士兵,发展生产.经过数次作战,迅速平定了北方鲜卑族的侵扰,收复了长城失地,民族矛盾渐趋淡化,幽并诸州的边塞地区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凡汉魏以来征镇胡人犯境者,没人能与唐彬的功绩相比。元康四年(294年),唐彬任职雍州剌史,病死任上,谥号为襄侯,赐绢二百匹,钱二十万。长子官至广陵太守,次子唐岐官至征虏司马。
    收复幽州之后,唐彬曾在当地广劝农桑,兼修学校,威德并施。在雍州为刺史时,他曾整顿吏治,招贤纳士,广交贤良,倡导清明,受到当地人民的爱戴。为示怀念,两地百姓均曾为其刻碑记功,唐彬勇猛善战,智勇兼达,在西晋建立与安定北境的过程中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为西晋的统一大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他是邹县历史上卓越的军事家

马邦玉
 

    马邦玉,清代乾隆、嘉庆年间人,字荆石,祖居鱼台县池头聚村,至邦玉时迁居邹县城南安马庄,故又号寄园。
    马邦玉幼年智力过人,七岁能属文,日读数千言。弱冠游江南,设教于萧县、宿县、灵壁县等。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选为贡生。他先后出任费县训导、单县教谕等职,后升任登州府教授,未到任而卒,终年64岁。
    马邦玉兴趣广泛,博览众书,学识渊博,尤致力于诗赋、古文及金石考订之学。他从事教育多年,徒生遍鲁南。在单县任教谕期间,复创置学署,佐县令修理鸣琴书院,并建义学30余处,文教渐兴。单县人经他指授者,科第相属,当地人都把他作为非凡的师表加以尊崇,大府名门深奖异之。
    马邦玉心怀坦荡磊落,务实迹而不徒虚名,他常说:“读书须蓄道德,能文章。若徒志功名,品斯下也’。他一生著述甚丰,计有《汉碑录文》、《金石寓目记》、《怀续堂文集》、《诗集》、《古意记存》、《寄园随笔》、《怀续堂诗古文集遗稿》、《历代纪年》、《法贴评语》、《名画记略》、《前哲格言》、《前事偶及》、《汉魏诗题词》、《韩诗弁言》、《王汪诗刊误》、《诗话拾余》等书。上述书目,大都有他的二儿子星翼收集辑录,部分著作已焚于兵火。
    长子马星房与次子马星翼,于嘉庆十八年(1813年)同榜举人。马星房,字伯府,号驺山。博闻强记,善书工诗,著有《驺山漫录》、《琅环丛书》及《妗痴符》诗集。次子马星翼,字仲张,号东泉,与著名书法家何绍基为同年,并且关系至密,著有《尚书广义》、《诗经广义》、《论语辑说》、《国策补遗》、《名儒世系图考》、《峄阳随笔》、《凫峄旧闻》、《诗文集》、《诗话》等书。三子马星萁,岁贡生,号鲁川,嗜古好善,著有《孝悌忠信语录》、《诗草》、《金石续编》等书。

宋继鹏
 

    宋继鹏(?一1863年9月),文贤教起义军领袖,邹县白龙池村人。曾任邹县田黄社社长,粗通文字。以诵经书符为人治病取得乡民信任,创立文贤教。以郭凤岗为教师,李八、李九、李奉钧、张树德、王存芳等为教友,从事传教活动。
    太平军北伐过鲁,捻军的活动也波及到山东。清廷乃于咸丰三年(1853年)命各地办民团,宋继鹏遂以办民团的名义购买兵杖火器,建武装、授官职,定年号为“天纵”,秘密准备起义,附近州县民众纷纷来归。
咸丰十年(1860年)八月,邹县知县林士琦上书山东巡抚文煜,称宋继鹏“反状已著”,请派兵镇压。清政府忙于防捻,无暇顾及。十一月底,林士琦自率地方民团和县署衙役2000人分道进击,被教军打败。兖州镇守双龄、守备张鹏志率300人增援,亦被教军击退。十二月初六,败滕县民团于城前庄,败清兵于官庄,击毙守备姜长清、把总李佐清。起义由秘密转为公开。
    次年春,清钦差大臣僧格林沁派都统西凌阿、副都统舒通额等大举来攻,并调泗水、曲阜、滋阳、济宁诸县民团助战。宋继鹏率3000教军,转战至邹西、济宁境,所至重创清军及地方民团。四月末,教军战败清军。清廷以鲁西长枪会声势大张,恐相联结,不得已许降。清军退去,教军出山割麦,并以防捻为由,西至点灯山,东至雨山一带,修墙浚濠,筑防御工事。八月,捻军人山东,宋继鹏乘势复起,联络幅军近万人,活动于曲、泗、滕三县之间。曾包围邹县、进逼兖州,与敌周旋二年,互有胜负。
    至同治二年(1863年)正月,清廷抽调部分军队监视直鲁边境降众向东昌转移。教军乘机占据邹境大部村寨,攻打邹城未克。适逢捻军李成率部北上入济宁境与教军联合,幅军首领刘双印、程四虎兵败,由峄县来投,一时声势大振,势力北至泰安西南之娄德镇,东人平邑、蒙阴境。但不久捻军又北上,余部李成二系李帛被攻灭,刘双印被捕牺牲,程四虎叛降清军,余部教军仍孤军奋战。
    在此以前,有邹县举人董乾儒与宋继鹏联合,接纳教军据守峄山七大寨。此时南华观寨王朝栋被清政府诱降,开门放清军占峄山,教军稍挫。清廷又调淮军黄国瑞、郭宝昌部由峄县北上。僧格林沁亦由淄川开到。教军收缩在宝泉崮、凤凰山等处据险固守。激战月余,诸山次第失陷,郭风岗、李八等被俘。教军南奔灵山、分距岗山、大步顶等处,至七月二十四日,教军万余全部战死,血染山谷,宋继鹏死于乱军之中,时年60岁余。先前诈降时见其形象者,说其老态龙钟且有一目失明。

唐传猷
 

    唐传猷(1824-1900年)字晋微,号竹臞,今邹城市平阳寺镇邢村人。祖籍济宁,至猷时已迁居邹县四世。唐传猷年青时期,亦短时寄居济宁扁担街。
    唐传猷幼年家境贫寒,其父母节衣缩食,供其读书。猷聪颖嗜学,酷爱诗赋,而且练就一手好书法。为维持学业,他不得不委身高门,趁闲暇之时,为人家书门匾、装点内室,取得一点报酬,接济生活。实在无法维持生计,便把写好的字拿到街上去卖。由于他的法书高雅脱俗,深得地方文人士绅的青睐,当时,济宁、邹县的名门望族大都悬挂有他的书贴。
    咸丰十一年(1861年),捷拔萃科,考取贡生。翌年廷考高等,因成绩优异而仕事吏部,旋即升任主事,官居七品。光绪四年(1878年)受命至普陀峪(今河北遵化县马兰峪),为慈禧太后督修陵墓。以劳绩擢补吏部员外郎,加四品衔。
    唐传猷嗜好诗文,精于楷书,在他任职吏部主事期间,他的书法艺术就已誉满京城,名震都下。他曾与当时的诸多名家切磋书法技艺,探讨书艺规律,这样,更使他早已成熟的书法技术得以精进,更加练达。光绪皇帝的父亲奕喧闻知唐传猷诗文书法俱佳,便将其请进醇王府作书办,为醇王府撰文牍,书笺帛,译草贴,篆镜铭,并负责处理信札,或代撰奏章。唐传猷在醇王府供职10余个春秋,直至年老退职。唐传猷供职的时间,正是醇王府兴盛时期,达官贵族,学士名流,无不以攀附醇王府第作为一种时尚。在这样的环境中,猷得以结交众多高官名流.皇亲贵胄、达官重臣,纷纷向他求书。由于求书者甚众,无法满足要求,以致于大学士宝鋆因屡索未能如愿,令他终生失望。
    退职后,唐传猷被儿子唐承烈接到四川,颐养天年,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病逝,终年77岁。唐传猷以书艺诗文著称,是邹县历史上著名的书法家。并著有《松鹤堂诗集记事》、《私淑杂著》两书付梓行世。其独生子唐承烈,字冕周,以政绩显达于川、陕,官至四品。

唐承烈
 

    唐承烈,清代晚期人,字冕周,为吏部员外郎唐传猷之子,幼年随父于京师就读,勤于学业。同治四年(1865年),因考试成绩优异,人内阁誊录馆仕事。后放外任,为四川马边厅同知,又抉泸州直隶州知州。终以政绩显达,官至四品。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更加腐败,与英、法、美等国订立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为其增开汉口、九江、南京等地为通商口岸。外商贪得无厌,窥其四川富庶,欲行轮利。英国商人立德乐·造固伦拟将轮船上驶四川。为维护四川内河航行权,总督刘秉璋多次据理阻英,但英商蛮横无理,不能奏效。总署得知后,令四川总督与其谈判,解决争端。四川总督刘秉璋素知唐承烈善谋略,有干才,乃使其赶赴宜昌,与英国领事就通航一事进行谈判。唐承烈以正义之辞,驳其谬言,唇枪舌剑,据理力争经往复辩驳,最终达成协议迫使英商就我范围。协议规定英国轮船不得进入四川境内,欲行商业往来允许其雇用我民船使用,暂行通航。谈判成功后,博得僚属赞誉升任宁远知府。宁远府地处偏僻,经济落后,社会动乱不宁。承烈抵任后倾其力,廉其实,整顿治安,鼓励生产,使宁远府境内出现安定富庶的景象。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唐承烈调署成都知府,仅10日,成都教案发生。因英美传教士非法拘捕集会民众,残害百姓,引起四川人民的义愤。愤怒的群众捣毁成都及府州县教堂70余处。在各国公使的“抗议”下,唐承烈及四川总督刘秉璋、侯补道、周振琼及知县共9人以“弹压不力”被清政府革职。后委派唐协助“改土归流”,整顿章谷、朱窝等少数民族地区的土司,打击残害民众的土官,以推行流官制度。此间,唐承烈制订章程二十六条,既打击了土官头人,又增加了官府的财政收入,还消除了土司对当地民众的压榨,声威日著,再起,出补陕西知府。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攻人北京,两宫太后逃往西安。此时,正遇其父病故,承烈不事父丧,而从公设支应局,随扈诸王大臣,接应两宫太后。诸王大臣及两宫大后滞留陕西近一年,建筑供给等费用不逾六亿,以节省闻于朝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唐承烈在开封被慈禧太后召见,擢补道员,又先后出任凤邠盐法道道尹,陕安道按察使,又加布政史衔,总办陕省统捐事宜。卒年57岁。

靳云鹗
 

    靳云鹗(1881年5月一1935年7月),字荐青,北洋军直系将领。今邹城市峄山镇苗庄村人。
    1898年,17岁的靳云鹗投奔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的“新建陆军”当炮兵,两年后,升为排头(即排长),并以学兵身份考入保定参谋学堂。毕业后,被任命为清军江北清江浦陆军第十三混成旅参谋官。1912年,任北洋第二路备补军混成团团长、陆军第八混成旅第二团团长,初隶皖系。1918年底,经直系首领曹锟保举,升任    第八混成旅旅长。1920年直皖战争后,转投直系。
    靳云鹗作为直系第一员大将曾被吴佩孚两次解职。因而二人之间的关系非常微妙,双方各存戒心而又相互利用。1921年发生“湘鄂战争”,靳云鹗奉命任前敌总指挥,率部在汀泗桥与湘军展开激烈的争夺战,终以官兵伤亡过半的代价而获胜。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中,靳云鹗在保卫郑州之战中立下大功,然而直到1923年初,还是经曹锟说情,吴佩孚才勉强将靳云鹗提升为第十四师师长,按吴佩孚指令,在郑州对蓬勃兴起的工人运动进行镇压。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直军战败,但因靳云鹗部作为后援,实力得以保存。
    1925年,靳云鹗任豫东讨贼军第一路总司令之职,在河南之战中立下汗马功劳,自认走马河南督军当无问题,殊料却被任命为没有实权的河南省长,心中颇为忿懑。吴佩孚不得已又加封靳云鹗为联军副司令。
    靳云鹗主张联冯讨奉,吴佩孚坚持联奉讨冯,二人矛盾日深。1920年4月,靳云鹗奉命北上至保定后,吴佩孚于5月底到达石家庄,谴责靳云鹗“逼留保定,屯兵不进,虚糜军饷,贻误戎机”,免去靳讨贼联军副司令、第一军总司令、河南省长、第十四师师长诸职,调任陕西军务督理。1926年8月,在北伐军的猛烈进攻下,吴佩孚又起用靳云鹗,升以节制陆海军的全权,还委任为武阳夏警备总司令。但以于事无补,只得退守郑州。冯玉祥太原誓师后,靳云鹗同吴佩孚矛盾进一步激化。吴佩孚责令靳率军攻打潼关,而他借口饷械两缺,按兵不动。吴佩孚以“逼留不进,贻误戎机”为由,又一次解除靳云鹗所兼各职。靳云鹗象上次一样,拱手交出兵权。吴佩孚失败出逃四川后,靳云鹗由直系残部推举为河南保卫军总司令,反击奉军,终因作战失利,出逃南京,被蒋介石委任为上将参议。
    1930年,蒋、冯、阎大战时,靳云鹗被蒋介石委任为“两河宣抚使”,以瓦解冯军。后靳向蒋提出任河南省主席而未如愿,遂谢职回济南经营出租大观园事宜,直至病故。

董渭川
 

    董渭川(1901年3月10日一1968年9月15日)。原名董淮,字渭川,以字行。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教授,今邹城市城南关人。
    董渭川出身于地主兼营小工商业的家庭。12岁始在邹县县立小学、山东省立第七中学读书,20岁考人北京中国大学、学法科一年,因有志于将来“教书授徒”,随于次年8月复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北师大前身)国文部。1927年6月,国文研究科毕业,获文学士学位,被分派到天津南开中学任国文教员。是年下半年被国民政府任命为中央大学区视察员,负责视察中等学校。时值学生闹学潮,董由范文澜介绍加入一个进步组织,坚定地站在学生一边。他利用“中央大学区视察员”的身份,资助并安顿被开除的学潮领袖、南开中学学生林枫。1928年1月,董调任江苏省立东海中学校长,同年加入中国国民党。他在校内组织进步教师和学生传播新思想,开展爱国宣讲活动,引起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注意,一年后被迫辞去校长职务。随后到南京、安庆、河北等地谋职。
    1931年初,董应山东省教育厅厅长何思源之约至济南,任山东教育厅督学,同年7月改任山东省立民众教育馆长,在任6年。其间,他先是与同事在城内开展宣传普及文化科学知识的各类群众性活动,效果不佳。后在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影响下,将民众教育工作的重心由城市转到农村,进行乡村教育实验,以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和增强他们的体质,成效显著,受到农民的欢迎。1934年至1935年,董曾被派往欧洲十国考察民众教育和社会教育为期一年。1937年,济南沦陷后,董去四川,任教育部第一社会教育工作团团长,带领职工在川、鄂、湘,黔四省的一些地区宣传抗日,普及教育,扫除文盲。1939年到1947年,先后任国立广西大学、国立师范学院、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教授。1947年苏州爆发了以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学生为首的“五·二0”学潮,董始终与学生站在一起,保护学生。原国民党国防部预备干部局长蒋经国曾签发密电,对董“积极侦察其行动,随时监视……可会同当地有关机关权宜处理”。董渭川被迫于1948年初由海路到北平,任北平师范学院教育系教授。
    解放后,董渭川被选为全国政协二、三、四届委员会委员,北京市各界代表会议代表,北京市第一、二届人大代表,九三学社中央常委兼宣传学习委员会和科学文教委员会副主任;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校委会委员、教育学院院长、副教务长等职。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1960年l0月1日摘去“右派”帽子。1966年始,被当作“反动权威”扫地出门,受到错误批判。1968年9月15日病逝于北京。1979年10月18日,北京师范大学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董渭川教授追悼会,取销对董渭川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并撤销一切处分,恢复名誉及原级别职称。
    董毕生致力于教育事业,论著颇丰,尤其在民众教育、社会教育以及教材教法等问题上提出许多新的见解。现存其著述共有177篇,多发表在各类报刊杂志上。出版的专著主要有《社会教育纲要》、《欧洲民众教育概况》、《中国文盲问题》、《家庭、教育、社会》、《中国教育民主化之路》、《旧教育批判》、《欧游印象记》等。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社会科学家辞典(现代卷)》和国家教委主编的《教育大辞典》列有专条,介绍了董的生平和著作。

漆女
 

    漆女(生卒不详),漆之室为战国时期鲁国的属邑,旧址在今邹城市城西1.5公里,俗称漆女城。
    据文献记载,漆室之女气度宽宏,立世绝俗,为后人所颂扬。按当时习俗,漆女已超过婚嫁年龄,但还未嫁人。有一天她倚柱大哭,惊动了街坊邻舍。有一位邻妇问她:“你为什么会哭得这么伤心呢?是为婚事发愁吗?”漆女愤然对答:“我以前总认为你很懂道理,没想到你如此无知。我忧的是鲁国国君已经年迈,太子幼小,恐怕国中有乱,祸在旦夕。”邻妇笑着说:“国家安危乃是鲁国臣子的事,妇人何必多虑呢?”漆女说:“从前兵马一来,到处乱跑,践踏了我国的庄稼,使我们不得温饱。鲁国有患,君臣父子都受其害,难道独有妇女能避其祸殃吗?”一席话,说的邻妇无言以对,怏怏离去。3年以后,鲁圉果然大乱。
    两千多年前的漆女能够忧国忧民,关心国事,的确难能可贵。西汉刘向在《列女传》一书中,专门为漆女立传,以示褒扬。东晋著名画家顾恺之也为漆女作画,并赋诗:“漆室之女,计虑深妙。惟鲁且乱,倚柱而啸,君老嗣幼,愚悖奸生。鲁国忧乱,齐犯其境。”
戚忠义
 

戚忠义(生卒年不详),明初著名廉吏,今邹城市石墙镇前楼村人。戚忠义出身贫寒,其父早逝,戚母聪慧贤淑,深明大义,含辛茹苦,让小忠义拜师求学。戚忠义自幼聪颖好学,习文练武,官至兵部尚书。

戚忠义为官清正廉洁,为人刚正不阿,又反应敏捷,出口成章,风趣幽默。在疆场上,他金戈铁马,所向披靡,为巩固大明江山立下汗马功劳;在朝廷上,他不顾嫌疑,冒死劝谏,讲古论今,舌战佞臣,深得皇帝敬畏和重用,因而得罪了权贵污吏,终得诬陷而含冤屈死。待皇帝清查真相后,怜其为官清廉,不畏强暴,军功卓著,辅佐得力,而将其厚礼装殓,发回原籍,拨款购地30余亩,植松柏2000余株,作其墓地,重新安葬兵刻碑记功,每年清明寒节都派钦差祭奠。

孟洛川
 

孟洛川(18511939)名孟继笙,字洛川,号鸿昇、绿野,清末著名商人。是我国近代商业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从洋务运动时期至民国初年,他在我国北方众多的商业重地建立了一个集经营布匹、绸缎、刺绣品、皮货、棉纱、纺织、印染、钱庄、当铺、茶叶、金银首饰等众多经营项目之大成的商业王国。成为我国北方最大的民族商业资本家。他的许多经营方式开风气之先。他创立的"瑞蚨祥"连锁商号极富盛名。至今仍是北京、天津、济南、青岛等地的著名老字号商店。他独特的经营思想和高超的经营艺术。在我国商业文化史上大放异彩,成为一笔不可多得的商业文化遗产。

孟洛川经商的时代,在19世纪后叶到20世纪前叶,这一时期,,由于鸦片战争和洋务运动的影响。中国社会发生了历史性的嬗变。通商口岸的开放和增多,外国资本的大举涌入。以及国际贸易的繁荣,在实际效应上带动和促进了国内的工商业。政府不得不指定了一系列鼓励发展工商业的政策。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官员被任命从事关班企业或去帮助管理民办企业,甚至有的人干脆息影官场,投身商界,正式在这一过程中,一个具有新的经济思想和新的社归态度的商人阶层出现了。

孟洛川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大展身手,创造了一代旷世商绩的。孟洛川之前,旧军孟氏从本质上讲是一个大地主家族,经商只是对其地主经济一种有力补充,孟洛川17岁总理本族商务后,通过兼并本族其他成员的资产以及非常而有效的资本运营,于洋务运动前夕成功地完成了他的资本初始积累。洋务运动期间,全社会勃然兴起的工商热潮给他带来了崭新的契机,他抓住这一历史性的机遇,依靠其雄厚的资金和过人的经营才能,纵横,叱咤商场,成为我国北方最大的民族商业资本家。
   
孟洛川于193997在天津逝世。他一生经商70年,在给“祥”字号商业集团带来繁荣的同时,也推动了中国民族经济的发展。特别是他独创的“祥”字号经营管理方式,至今仍受到人们的重视与借鉴。

孟宁
 

孟宁,孟子第四十五代嫡孙,被孟氏后裔遵奉为“中兴祖”。

孟子去世后,直到其四十四代孙孟公济,在漫长的1300多年中,孟子一直未得到祭祀。孔子第四十五代孙孔道辅知兖州后于宋景祐四年(公元1037年)在邹邑东北三十里四基山之阳,找到了孟子坟墓,于是建孟子庙祭祀孟子。随后孔道辅又在邹县城北二十里凫村,找到了孟子四十五代后裔孟宁,并举荐于朝,授迪功郎,任邹县主簿,主持孟庙祭祀。

北宋元丰六年(公元1083年),孟宁从孟子故宅坏壁中发现了其父孟公济为躲避战乱遗留于其间的家谱,于是孟宁率领族众编修了孟氏家族历史上第一本体例较为完整,内容较为系统的《孟子世家谱》。从此以后孟氏后裔续修家谱成为惯例,故而孟氏世系井然行辈不紊,孟氏家族又开始兴旺发达,发展成为我国较大的望族之一。孟氏族谱真正有详细可信的文字记载,是在孟宁之后。

孟宁生二子,长子曰存,次子曰坚,长子孟存留在家里守护孟轲的林庙,主祀事,次子孟坚被朝廷委以徐州知州。

孟宁去世后葬于孟母林,原有墓碑,立于元至顺四年(1333年),碑阴刻“世系之图”,碑今不存。

孟氏子孙为纪念孟宁的功德和业绩,保持世家的尊荣地位,追称他为“中兴祖”,供奉于家庙中按时祭祀。

王弼
 

王弼(226249) 字辅嗣,三国魏玄学家,好谈儒道,辞才逸辩,开魏晋玄学清谈之风。王弼在少年时即“好老氏,通辩能言”。他曾与当时许多清谈名士辩论各种问题,以“当其所得,莫能夺也”,深得当时名士的赏识。王弼为人高傲,“颇以所长笑人,故时为士君子所疾”。 王弼还在年少时即为《老子》作注,当时的大学问家,正始玄学的领袖何晏年龄较王弼大近40岁,也曾为《老子》作注,听说王弼已为《老子》作注,大为惊奇,乃亲至王弼处。相见之后,何晏见王弼注文,自觉精奇无比,大为叹服。由此二人竟成为忘年之交,共同创立了魏晋玄学派。在何晏的推荐下,王弼被任命为尚书郎。
  
王弼的哲学思想归结为一点,就是认为在有形有象的事物背后,有一个无形无象但是更加重要的东西在支配着它们。因此,这个无形无象的东西称为“无”,是本;那有形有象的称为“有”,是末。二者比较,本比末重要。在中国哲学史上,这样的思想被称为“以无为本”。王弼的贵无论对后世宋明理学影响很大,他的玄学对佛教中国化、本土化也起了重要作用,其“得意忘象”的思考方法对中国古代诗歌、绘画、书法等艺术理论也有一定影响。其著作有《周易注》《周易略例》《老子注》《老子指略》。
   
正始十年,司马懿发动政变,杀死了曹爽、何晏,有人指控王弼与曹、何有交,应当连坐,司马懿因王弼不过是一介书生,遂释而不问。由于这场变故得打击,加上疾病缠身,
少年奇才王弼得“疠疾”而死,年仅二十四岁。在他短暂而有限的24个春秋中,却在经学、哲学领域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王 龚
 

王龚字伯宗,东汉名士,建安七子之一王粲的曾祖父,世代为大族。最初被推举为孝廉,后迁为青州刺史,痛恨贪污腐败,上奏弹劾贪污二千石数人,安帝对他大加褒奖,征召为尚书。建光元年(121),升为司隶校尉,第二年升汝南太守。为政主张温和,好才爱士, 永建元年(126),征召为太仆,调太常。四年(129),升司空,因地震免官。永和元年(136),任太尉。在位严肃谨慎,不是公事,不与州郡通书信。他所辟举任命的,都是海内德高望重的长者。王龚深疾宦官专权,于是上书极言宦官的祸害,请皇上放逐他们。宦官恐惧,使宾客上奏诬蔑王龚有罪,顺帝命王龚自己承认。前掾李固这时为大将军梁商从事中郎,于是上书给梁商说:王公束身自修,砥厉节操,笃爱艺文。白白地因为操守贞洁,违背世俗,为一些人所不满,横暴地被谗言诬陷,大家听了,没有不叹息战怵的。从前绛侯周勃得罪,袁盎为他申诉,得以无罪释放;魏尚获罪过,冯唐为他申冤,当时文帝以为他们做得好,袁盎为他申诉,得以无罪释放;魏尚获罪过,冯唐为他申冤,当时文帝以为他们做得好,这事载在书传中。现在将军在朝廷倚仗皇上,在外掌握国家的权力,威信昭著,说话为人所重,指挥没有谁敢违抗,应当上表营救,拯救王公于难中。俗话说:‘好人在患难中,饿着肚子等饭吃。’这正是时候呢。”梁商觉得他说的有理,就向皇帝说情,事情得以解决。
   
王龚在位五年,因病请求还乡,卒于家中。

柳下跖
 

柳下跖,春秋末著名的奴隶起义领袖,邹城看庄镇柳下邑人。柳下跖被历代统治者骂作盗跖,有“志士不饮盗泉之水”之说,即指

据史书记载,柳下跖领导的奴隶起义声势浩大,在短短的时间内就发展到近万人,史称柳下跖起义。他追求“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的平等社会。孔子劝他效法“圣人之行”,罢兵休卒,柳痛斥曰:“丘之所言,皆吾之所弃也,亟走归,无复言之!”柳下跖的事迹,《孟子》《史记》《汉书》多次提及,他率领起义军转战黄河流域,惩恶扬善,杀贵族,救奴隶,攻城池,没收奴隶主的财物,所到之处,“大国守城,小国入保”,各诸侯国望风披靡。活动范围由泰山以南的鲁国,到达了晋国、齐国的局部地区,沉重打击了奴隶主的统治,推动了我国历史从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变。由于奴隶主统治阶级的镇压,起义失败,柳下跖也在作战中牺牲。”起义规模之大,时间之长,范围之广,影响之深,是空前的。

《荀子》一书称颂柳下跖“名声若日月,与舜禹俱传而不息”。可见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及这支起义队伍在社会中的广泛影响。人们怀念着这位杰出的奴隶起义领袖,铭记着他的丰功伟绩,在当今济宁市内的曲阜、兖州、泗水,乃至山东的章邱、河南的某些地区,仍然流传着柳下跖的动人故事,据传,泰山傲徕峰上有柳下跖的插旗石,峰东的“大校场”、“小校场”,峰下的“跑马场”,就是当年柳下跖的练兵场。泰山西麓和西南麓有当年柳下跖使用和筑造的上马石和川道等遗迹。

邹穆公
 

邹穆公和孟子为同时代人,其在位时间大约为公元前382330年之间。他是邾娄(后为邹)国除邾文公籧篨之外最为时人及后人称颂的英君主。

据《邹县志·君志》载,其在位期间,“王輿不衣皮帛,御马不食禾菽,无滛僻之事,无骄燕之行,食不众味,衣不杂采,自刻以广民,亲贤以定国,视民如子。”故“邹国之治,路不拾遗,臣下顺从,若手之役心。”正因有如此广施“仁政”的贤明之君,邹国虽为小国,但“鲁卫不敢轻,齐楚不能胁。”最为史家称道的一件事是以粟易民以粃而饲雁,贾谊《新书》和刘向《新序》都有记载。当时全国都时兴养凫雁,开始皆以粟为饲料,费用极高。为此,穆公令养凫雁必须用秕谷而不得用米。”于是仓中无秕谷,秕谷的价格涨到两石米换一石秕谷。”这样一来,养雁便成为赔本买卖,因此遭到官员的反对,他们说:“用秕谷养雁并不贵,但是现在两石米才能换一石秕谷,费用太高了,还是用米养雁吧。”穆公则斥之曰:“你们真无知。百姓养牛耕地,在酷暑中劳作,不敢偷懒,难道是为了鸟兽吗 !粟米是给人吃,为什么拿来养鸟?况且你们只知道计较个人利益不知为国家大计着想。君,是百姓的父母,国家粮仓中的粟米和百姓家中的我应该同等对待”当穆公的这番话传到民间,邹民皆知“私积之与公家为一体也”,故更加努力耕作,以增产量。对于这样一位爱民如子的君,举国皆敬,他国之民亦皆景仰。当穆公去世时,邹国百姓象失去了敬爱的父亲一样,痛哭三月。邹邻国的百姓都非常伤心。酒家不售酒,屠夫不再卖肉,儿童不再唱歌,国中听不到音乐声,几个月后才开始恢复。象邹穆公这样爱民又受到民众如此爱戴的贤明之君,在中国历朝历代,实属罕见。

刘宝
 

  刘宝(?——301年),字道真,出生地为今邹城市郭里镇独山村。
  刘宝的祖先刘奥,曾任太祝令,俟后渐趋没落。刘宝的弟弟刘斌曾任著作郎,他侄儿刘绥(字万安)西晋著名的美男子,人誉之“灼然玉举”、“千里挑一”,曾当过武官,官至骠骑长吏。
  刘宝的家乡山清水秀,河溪纵横,一年四季水流不断。刘宝出身寒微,从小便与伙伴们去田地种地,在溪边玩耍,到山上砍柴,入河里捉鱼,在农作渔猎的美好生活中度过了他美好的童年。刘宝自幼聪颖,能歌善箫,并善于以优美的乐歌表达自己的感情,闻听者无不留连。
刘宝曾在扶风王司马骏府内任从事中郎,后任职吏部郎,他善于骑射,精于武功,作战英勇,又先后任职侍中、使持节、安北大将军,领护乌丸校尉、都督幽并州诸军事等职,后因戌卫北境有功,赐爵关内侯。
  刘宝不但能武,而且善文,尤通经史。他著有《刘宝文集》三卷及《历代史书考异》二书,流传于世。今人谭正璧著《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将刘宝列入文学家之列,他是邹城籍文武兼备的历史名人之一。

邾文公
 

  邾文公(生卒待考),古邾国的第十代国君,以德政著称,是最有作为的国君之一,在位时间长达52年。
    据《左传》记载,鲁文公十三年(公元前614年),“邾文公卜迁于绎”。将邾国国都迁于峄山之阳,是邾文公顺乎民心之举,也是他的主要功绩之一。邾文公所处的时代,是我国历史上奴隶制衰败的时期,是封建制确立的前夜。当时,大国争霸,战争频繁。势力单薄的邾国夹在齐、楚、宋、鲁之间,经常受战争威胁。邾文公晚年,健康状况欠佳,但迁都也是邾国存亡的大事。邾人非常担心邾文公的身体,认为“迁都利于民而不利于君”。文公却对大臣们说:老百姓需要有国君,是让国君为民谋利益的。老百姓既然有利,我也有一份了,至于我的生命如何,这是天意,民既然有利,就应该去办。于是邾文公毅然将国都由邾瑕(今济宁市南5公里处)迁至峄山之阳。迁都后不久,文公病死。
    峄山之阳地理形势优越,易于防守,周围河流纵横,适于农业生产的发展。文公定都峄阳后,减轻了战乱威胁,邾国经济得到迅速发展。邾国定都峄山之阳,也奠定了邹县古代行政区划的基础。后人颂扬邾文公迁都的功绩,留下了不少优秀诗篇,并建了邾文公祠,以供后人奉祀。
董乾儒
 

  董乾儒,邹县东关人。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举人。一生跨道光、咸丰、同治三朝。
    董乾儒的爷爷在广东做官。他自幼跟爷爷在广东读书,对洪秀全传播的革命思想产生极大兴趣。他曾细读《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和《原道觉世训》,他对“推翻清朝,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人人平等,男女平等,天下一家,共享太平”这些宗旨甚为倾慕。他放弃仕途,投奔革命。后来,董乾儒回到原籍,利用他自己的身份,广交同仁好友,严密行事,以峄山为据点,以宗教为掩护,组织起义。前后经20多年的努力,计划于同治二年(1863年)五月十五日凌晨起兵进攻邹城,不料出了奸细,将军情报告了县衙,引来了僧格林沁的大军,致使起义惨败,招至全家十四人及亲朋好友九十六人遇害。董乾儒在兵败时想混成百姓脱身,结果被识破,后被杀害于邹县城西门外。在刑场上,董乾儒大义凛然,索取纸笔,毅然写了“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今生旧情断,但等后来人”的诗句,表现了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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