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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勾起邹城人的回忆—知青岁月:荒唐愚昧的年代,青春飞扬的日子

  • 赐毒酒一杯给那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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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发表于:2018/9/19 14: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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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干河畔,雁北高原

50年一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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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在大同县杜庄公社千千村插队的北京女一中知青。


50年一梦:知青岁月

文/田惠明

本文首发于总第869期《中国新闻周刊》


时光流水,白驹过隙,人生如梦。


人们是否记得,新中国成立的礼炮声中,降生了一大批“50后”,他们青春年少时,赶上了““文革””,未及弱冠,就到农村插队去了,“老三届”、“老知青”是这一代人共同的名字。


今年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50周年。笔者系北京三中66届初中毕业生,亲身经历了“文革”浩劫和知青运动,每每忆起,感慨万千。


我们这一代,人称“老三届”(指1966、1967、1968年的初中、高中毕业生),基本与共和国同龄,命运与共和国息息相关:1950年代初,新中国如旭日东升,朝气勃勃,我们亦度过了一个金色的童年;从1950年代中后期开始,政治运动接二连三,我们也被折腾,经历“上山下乡”,成为“插队知青”,在农村广阔的天地里,度过了一个“没有春天的青春”;1976年“文革”结束,我们的命运开始转折,八九十年代是“老三届”“老知青”大展才华的年代,我们正值年富力强,为改革鼓呼,为发展尽力,被称作是社会中坚、“跨世纪的桥梁”。


转眼间,“老三届”早已经完成了历史重任,退隐江湖。弹指间,50年过去,恍如隔世。庄稼地里的青春,历历在目,虽尘封已久,但挥之不去。


时代:神州大地红潮滚


50年前,一个举国疯狂的年代,一个荒唐愚昧的年代。


我们本该于1966年初中毕业。正值青春年少,懵懵懂懂,满腔的热血极易沸腾,伟大领袖一挥手:“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于是,红卫兵小将扯旗造反,“文化大革命”狂飙突起。运动起来了,学校停课了,大学不办了。积压在校的千百万“老三届”毕业生何去何从?


1968年年底,伟大领袖又是一挥手,一句话:“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大有可为的。”于是,一场知识青年大迁徙的狂潮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上山下乡高潮初起,我们“老三届”首当其冲,除极少数人当兵或进工厂外,几乎95%以上的“老三届”都去了农村插队或生产建设兵团。全国大约有1700万中学生卷入了这场长达十数年之久的“知青运动”。


1968年初,北京一群思想激进的青年人自发组织赴内蒙古牧区草原插队,拉开了““文革””中知青上山下乡的大幕。5月,赴黑龙江的军垦战士开赴北大荒;9月,赴内蒙古阴山下的知青启程;12月,赴山西黄土高坡的列车西行。到陕西延安去的、到云南西双版纳去的一列列运送知青的火车驶出京城,奔赴农村广阔的天地。


运送知青的专列从北京火车站开出,向大西北,向大西南,向北大荒驶去。火车站的月台上满是黑压压的人群,父送子,母送女,师送生,同学送同学。亦有父母均被打成“黑帮”者,不能来相送,可怜的孩子只好趴在车窗上默默地哭泣。刺耳的广播喇叭,不断播放着“毛主席语录歌”,“大海航行靠舵手”,伴着嘈嘈杂杂的吵闹声,哭喊声。


记得当时流行的一首知青歌曲这样唱道:“火车一声吼,我们就分了手。告别北京城,何日再相逢?!”


都是十六七岁的少男少女,天真浪漫的城市青年。在他们想象中,内蒙古大草原是“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北大荒是一望无际的黑土地、亭亭玉立的白桦林。他们根本没想到,等待他们的是黄土坡,是暴风雪,是大荒漠。


1968年12月,我们来到下乡插队的山西雁门关外的大同县。凛冽的寒风中,火车把我们几百个北京知青甩在了坑坑洼洼的大同火车站月台上。


万万没有想到,曾是北魏都城的大同古城,竟然如此凋敝:残破的土城墙,没有城砖,没有城门,尚有日伪时期“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标语残留在城墙上。城里只有条不足千米的十字街,街道破烂不堪,街上车少人稀,偶有身披老羊皮袄的车倌赶着粪车穿城而过。


我们来自北京男三中和北京女一中的18个知青分在了大同县杜庄公社千千村大队。我们身背沉重的行李,怀着激动的心情,手举伟大领袖的画像,高唱着毛主席语录歌,在贫下中农震耳欲聋的欢迎锣鼓声中进了村。


眼前的情景和我们想象的大相径庭:塞外雁北的山村,充斥着贫穷、愚昧、饥饿、寒冷。村外是黄土翻滚的沟沟壑壑、坑洼不平的盐碱土地,满眼是破旧不堪的土坯房、土窑洞、土炕席,以及一群衣衫破烂的青壮男子、形容枯槁的妇女儿童——这就是我们知青将接受再教育的广阔天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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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前,北京男三中的三个小伙子在插队的村外照了张相。(左一为本文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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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后,三个人又在一起照了张相,豪气尚在。


磨砺:黄沙碛里本无春


我们插队的小山村自然环境还不错,尤其是冬去春来的时候。


大地披上了绿色,有了些许暖意。穿过村外的小树林,沿着弯弯曲曲的小路走八里地,即是著名的桑干河。抬望眼,五岳之一的北岳恒山即在远方,群山莽莽,绿荫浓浓,偶有飞鸟掠过,好一幅安闲的风景画:云边雁断胡天月,陇上羊归塞草烟。


然而,我们不是来这儿度假郊游的,我们要在这农村广阔天地里插队落户,磨出两手老茧,锤炼一颗红心,男生要炼就铁肩膀,女生要变成铁姑娘。


艰苦的磨砺开始了。


冬季的雁北高原,寒风刺骨。我们要干的第一件农活是送粪。将牛棚中一层层的牛粪起出来,装车运到地里。牛粪冻得铁板似的,我们用镐刨,用锨铲,掺着粪渣的冰花不时溅到身上、脸上,但谁也不在乎。


赶大车到城里拉粪是件很刺激的农活,当然,车倌是经验丰富的壮汉,我们跟车的只是“副驾驶”。清晨即起,装好几麻袋牲口草料,带足自己的口粮,从村里到大同有50多里地,要五六个小时才能到。进城后先到定点的粪坑装满粪车,然后到我们村“驻大同办事处”——大车店,先搅拌好草料,喂好牲口,自己再热热带来的干粮,喝两口凉水,饱了。晚上就住在大车店的火炕上,没有被褥,就拿草料袋子当铺盖,好在土炕很热乎。第二天一早,朦胧中套好牲口,又扬鞭催马回村了。坐在臭不可闻的粪车上,望着满天星斗,晃晃悠悠地摇呀摇,有时居然能睡着一小觉,很香。


春夏之交时的锄地间苗是农村的几大累活之一。握着近一人高的锄柄,将一小撮玉米苗中最健壮的保存下来,其余的都锄掉。村民们干起来得心应手,飞快地锄向地的另一端,我们的速度就慢多了,锄头怎么也不听话,实在没办法,只好蹲下用手来拔苗。


最苦最累的农活,要数脱坯烧砖窑了。听说那活儿工分最高,我们几个知青壮小伙子自荐去砖窑干活。先是活泥脱坯,用一套原始的木格子脱坯,土坯晒干后摆成坯子垛,然后该装窑了。我们一次背二十几块、共重百余斤的土坯出入砖窑,装满土坯后就点火烧窑,担水饮窑,灭火晾窑,最后再将青砖背出砖窑。我们仅穿一条三角裤,进入尚带一定温度的窑内,将热乎乎的青砖叠成垛,背出来。背一天窑,浑身上下都是煤灰,如黑人一般。收工后,我们呼着喊着,跑进村里,最舒服的是赤身裸体跳入水缸中洗个热水澡。虽然后来享受过淋浴、盆浴、温泉浴、桑拿浴,但都无法和插队时的水缸浴相比。


农活再苦再累还能忍受,就是填不饱肚子实在难熬。十七八岁的年龄,正是长身体、能吃能喝又能睡的时候。那时每天有个农民大爷给我们十几个知青做饭,开饭时,人不分男女,饭不分干稀,没有淑女,没有骑士,谁也不会让谁,抢过来塞进嘴里就是胜利。


食物单调得不能再单调了。雁北属高寒之地,根本不产小麦和水稻,除了春节公社发给知青每人2斤白面外,其余时候都是小米粥、大窝头、蒸土豆、腌酸菜度日。最好的饭是黍子糕,雁北称黄糕,逢年过节才吃;顶级的是炸油糕,但在缺粮少油的年月,只有谁家结婚办喜事时才能吃上一顿油糕。


那时每顿饭吃四五个窝头是小饭量,女生一点不比男生少吃。记得有次村里让知青出民工修公路,那可是个累活,有位知青一顿饭吃了6个窝头,而且没有菜。回北京后,他曾一口气吃光了全家的两屉馒头,共12个。爸爸惊奇地看着儿子,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妈妈伤心地躲在屋角偷偷擦眼泪。另一位知青回家创造了吃129个饺子的最高纪录,至今说起来还得意得很。


在插队的日子里,我们担过粪,修过渠,赶过车,送过粮,割过谷,扬过场,打过井,盖过房,背过砖,代过课。我们穿老羊皮袄,草绳系腰,抽旱烟袋,赤脚盘腿上炕,在煤油灯下学习“九大”文件,宣讲最高指示,朗读导师语录,开展批林批孔。什么苦活累活都体验过了,什么政治风浪都经过了,在今后人生的道路上,任凭寒风凛冽,任凭恶浪惊涛,都不在话下。这,正是我们“老知青”一代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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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知青又回到了当年的知青小院。


嬉戏:少年不知愁滋味


虽然农活又苦又累,但十七八岁的年轻人,一躺在炕上就睡着了,第二天又是精神抖擞,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年轻人喜好在大自然里撒欢儿,撒野,在黄土地里打滚,喊叫,将心底抑制不住的野性淋漓尽致地发泄出来。


置身于纯自然、真优美的塞外山村里,中学生的小资情调油然而生。春夏之交时,一天的农活之后,我们常结伴到村外小树林中漫步,到桑干河畔玩耍,青春的浪漫与少年的顽皮交织在一起。我们还自导自演了几幕轻喜剧——偷瓜、偷鸡、偷跑。


插队第一年,我们磨肿了肩膀,将金黄的沙子担到瓜地里铺好,一棵棵秧苗栽下,一碗碗水、一勺勺肥饲候,终于,瓜秧长大了,开花了,结了核桃大的小西瓜了。一个月过去,西瓜长得碗口粗了,又一个月过去,有足球大小了。望着自己亲手栽的西瓜,我们兴奋极了,西瓜六七成熟时,就按捺不住了。


那是一个没有月光的夏夜,我们一行8个小伙子摸黑出了村,向着村东南方的瓜地进发。我们趴在瓜地里,像鬼子偷地雷似的摸摸这个,敲敲那个,不知哪个更熟些。


突然,一道道手电光向我们射过来,接着就是山西味儿的喊叫:干什么的?都站起来!


大家不约而同地嗖地爬起来,一直朝村南的小树林中跑去。一口气跑个了近千米,在小树林里停住了,猛然发现,一位知青手里还抱着一个生瓜,大家哈哈大笑起来。稍做休整,大家统一了口径:“我们集体到村外散步,从没去过瓜地。”


到了村口,突然窜出五六个基干民兵,大喝一声:“站住!”手电筒上下乱照。不容分说,将我们连推带搡,带到了村大队部。没用10分钟,我们就都成了“叛徒”——全招了。


偷鸡的经历至今想起来还觉内疚。那些年,天天窝头咸菜,肚里没食,口中无味,我们将两眼盯住了满村乱跑的鸡。


一天下午,一只花母鸡跑进了我们知青小院觅食。我们眼睛一亮,立即围拦堵截,用一把小米将花母鸡“引诱”进伙房,然后关上门。深夜,我们两个人悄悄进入伙房,用手电一照,花母鸡正缩在墙角睡觉,它还没醒过劲来,我们就扑过去,一把攥住了它的脖子和腿,许久不敢松开,怕它叫出声来。大约过了5分钟,花母鸡浑身软绵绵的,死了。我们的手和腿却一直在抖,脑袋上冒出了虚汗。


我们半夜悄悄生起了灶火,烧开了水,褪尽了鸡毛,开始炖鸡。神不知鬼不觉,美美地吃了一次鸡。鸡肉吃光了,我们将鸡毛、鸡肠、鸡骨头包到一张破报纸内,扔到了院外南侧的粪坑里。


第二天,丢鸡的妇女到处叫着喊着找鸡,我们躲在屋里不敢笑出声。现在想起来,内疚极了,真想说一声:“对不住了,我们的山西大嫂!”


偷跑的故事就更带有离奇色彩了。1969年7月,插队已8个月了,知青们筋疲力尽,人又黑又瘦,像头小黑驴子。大家天天盼下雨,下雨可以不出工,在屋里学语录,抽旱烟,聊大天。


有一天,天黑沉沉的,大雨倾盆,从早晨一直下到中午。我提议,1963年北京下了一场雨,一下就是十几天,这次的雨很像那年,可能也要连下十几天,我们不如偷偷回北京几天,谁也不会知道。


提议很快得到一致的赞同。下午2点,我们一伙8人披着雨衣,戴着草帽,分散着出了村,踏着泥泞的土地,淋得浑身湿透,走5里地到公社,用了一个多小时,再搭汽车到大同,花5分钱买张站台票,当夜登上了大同到北京的火车,第二天一早,到了!


当时没有电视,更没有全国的天气预报,电话还是手摇的。也不知大同下雨不下雨。在北京住了一周后,几个人灰溜溜地回了村。


老乡说,那雨就下了一天多,第二就艳阳高照了,出工咋不见知青了?贫协主席、大队书记给我们开了两天会,我们对照最高指示,狠斗私字,深挖根源,将自己臭骂了一顿,偷跑的事总算画了个句号。


回村:乡音未改鬓毛衰


50年过去了,“老三届”快进入古稀之年了。但是,一旦追忆起上山下乡这段往事,总有说不完的话。


前些年,北京冒出了许多诸如“老插酒家”“老三届食城”“黑土地酒家”“大草原餐馆”等带有明显怀旧情结的餐馆,成了老知青聚会的场所。一壶老酒,几盘小菜,对酒当歌,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十几年前,北京举办了一场反映知青生活的“魂系黑土地——北大荒知青生活回顾展览”,数十万人前去参观,一时轰动京城。北京音乐厅也曾推出了一台“呼唤——老三届的歌”。台上一人唱,台下千人和。北京还曾举办了一场名为“共和国儿女——老三届”文艺晚会,参加者几乎都是当年的老知青。


此类纪念活动动静太大,官方怕引发不测,故不提倡、不支持、不批准举办老知青怀旧类大型活动,但民间自发的中小型怀旧活动此起彼伏。


这些年来,老知青们常寻踪怀旧,重返第二故乡,为的是一了多年的心愿。有的结伴驾车,有的携儿带女。有的发达了,为尚在贫穷之中山村捐钱捐物;有的做了政界高官,悄悄地利用其影响力,使当年下乡的地方尽快脱贫致富。


终于,我们有了一次难忘的回村之旅。


那是2008年秋天,我们下乡插队整整40年之际,我们十几位老知青驾车从京城出发,沿京藏高速公路,穿八达岭,走怀来宣化,一路在黄土高坡上狂奔,三个多小时就抵达了大同,再沿村庄小路继续前行数十里,桑干河畔的那个小村庄已依稀可见了。


近乡情更怯。


寂静的小山村沸腾起来了。我们与村民聚在一起,任凭热泪止不住地流,大家相互寻找着熟悉的面孔。善良朴实的乡亲们围拢过来,仔细打量,居然能叫得出我们大部分人的名字来。他们拉着我们的手久久不放,不停地说着40年前的往事。虽然时隔多年,我们还能清晰地认出,这里是唱样板戏的小庙,那里是碾谷米的磨房,还有买过香烟的供销社、代过课的小学校,一点也没有陌生感。


我们步入了当年居住的知青小院,我们寻找着各自住过的房间:门窗还是原来的门窗,土炕依旧是原来的土炕,只是光泽不再,破烂了许多。


小院现在成了村委会的临时办公之地。当年我们插队之时,国家给知青发放200元安家费,在每月工资三四十元的年代,200元是一笔大数目了。村里决定,用这笔“巨款”为我们盖一座知青小院。村里找来三五个技术娴熟的农民主持盖房,十几个男女知青齐上阵,搬砖和泥当小工。我们到村外小树林砍树,粗的当梁柱,细的当椽子,把村里砖窑的青砖搬过来。经过两三个月的忙碌,我们的知青小院——一排七间的新砖房终于建成了,成为村里最豪华的建筑。


这座原汁原味保存至今的知青小院,几年前已经被列入“大同县文物保护单位”了,小院门口树碑明示。


当年在这个小院里,我们说说笑笑,洗衣做饭,养猪养狗。闲暇时在院内读书,下棋,打扑克。十几名男女知青曾在一口大锅里吃饭,抢过小米粥,偷过山药蛋,藏过玉米面窝头,腌过老酸菜。当然,同在一个屋檐下,也免不了磕磕绊绊,打打闹闹。


听说北京的知青回村了,热情的乡亲们越聚越多,纷纷拉着我们的手说:“今天,你们回到了家乡,见到家乡的人,还要吃顿家乡的饭!现在日子好过了,有的是油,给你们炸油糕吃!”


土炕上,并排摆两个炕桌,喝山西汾酒,吃雁北黄糕、油糕、凉粉、土豆熬酸菜,凡我们当年吃过的,都摆在了炕桌上。又吃上当年的饭菜了!我们盘腿坐在土炕上,边吃边聊,边唱边流泪,频频举杯,不醉不休。


因为,这里是贫瘠的黄土地,这里也是我们的第二故乡。

(本文作者系中国新闻社原副总编辑、中国传媒大学特聘教授)

  • 一干为尽
  • 发表于:2018/9/19 14: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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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铁索独木之盘古
  • 发表于:2018/9/20 8:0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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